[转载]中国攀登的现实——小毛驴0024

2009年的旧文了，不过看看还是有不少收获。

中国攀登的现实
http://bbs.8264.com/thread-275561-1-1.html

 前一阵，有2个朋友不约而同地问：
“你看今年去年哪个国内的攀登，能送去参加亚洲金冰镐奖？”
“没一个攀登有资格入围。”
“领导要让选几个去韩国参赛啊...”
“啊，韩国人这么讲民族性、讲国家面子，国内攀登虽有进步，但这几年不说跟欧美比较、就是跟日韩比也是最高的攀登作品差太多，拿这些个去参加比赛简直是搞笑。韩国人敏感，心理笑话说中国攀登水平低但脸皮厚还来参赛......不小心，我们就被这么“被代表”了。”
“自己玩水平烂点一点都没啥，但这么还不知天高地厚，那就丢脸到国外了。而且还是很多中国青年看不惯的韩国，嘿嘿......”
    备注：亚洲金冰镐奖，为亚洲攀登界的最高荣誉奖。而金冰镐则为全球性的奖，是攀登界的奥斯卡、最高荣誉，颁发给亚洲、全球最具备探险和创新精神的攀登事迹。

    以下文章，为4、5月应《户外探险》老朋友马德民所约的讨论。



    有一种观点相当流行：“拿中国攀登（攀岩登山等）和新西兰、瑞士、美国、法国等传统阿尔卑斯强国去比是没有意义的，国情、传统文化本不同，而且中国攀登现在进步很大……”不管怎样，这些观点隐晦地承认了一个事实：中国攀登比它们这些国家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。【日前，有朋友问，你说我们公司赞助的攀登，能否去参加韩国那亚洲金冰镐奖评选呢？我笑谈：国内技术能力有提高，但参加这个就算了吧，自己玩水平低点没关系，但拿去参赛，那不是义和团学了几招非得要和人家去比武。有敏感的国青岂非要骂人了？出去不就“代表”中国大陆人了嘛......】

    亚洲地区，日本、韩国、哈萨克三国是平均水平及高端成绩最突出的国家。而伊朗、中国、尼泊尔、巴基斯坦的高山区域有能力的人很多，比如夏尔巴、西藏藏队成员、罕萨人等，但他们在国际攀登界的“地位”并不算很高，在亚洲也仅属于第2梯队。当然也有人会说“是你说不高就不高吧？”“这是西方的门槛、这是傲慢与偏见吧？”“看我们的藏队是世界上第一支以团队形式完成8000米的队伍！”“这些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……”

    实际上，的确8000米攀登尤其14座8000米，是比7+2一类的更具有探险、技术和能力的含义，更应受到尊重。但在所谓“国际攀登界”，真正精神核心、所受推崇的是一种人类探险的创新，如对于一个6000米山峰的技术新线路的开拓。阿尔卑斯式的攀登、创新的攀登，是攀登界的时尚与推崇。被更多人认为是一种自由攀登的精神之隧。而夏尔巴等为生活生存的努力更局限在工匠型的体力付出。

    亚洲攀登界最高荣誉是亚洲金冰镐奖，迄今，日本、韩国、哈萨克的攀登者基本包揽了每届荣誉甚至也包揽了入围。2008年，第三届亚洲金冰镐奖提名5个技术型攀登，韩国攀登3个，日本攀登1个，哈萨克攀登1个。最终，来自日本的文隆村、贵介佐藤等三人获得第三届亚洲金冰镐奖。这三个30岁左右的男子，凭借印度卡兰卡峰（6931米）的攀登还获得美国“金岩钉奖”。第二届亚洲金冰镐奖获得者为韩国，第一届为哈萨克的天才Denis Urubko 和Serguey Samoilov。

    中国攀登者，如果哪一天能入围该候选单，都是相当的历史突破。更不用说，全球性的素有“登山界的奥斯卡奖”之称的金冰镐奖（“Piolet d`Or”）了。

    在人种、文化等方面，东亚三国是相当接近的，而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日韩已相当接近，更比哈萨克要富裕的多。中国山岳资源，更可谓世界第一大国，但为什么中国攀登，无论是群众型的普及（平均）能力，还是高手的数量与能力，攀登作品的数量和创造力，都要落后很多？

    如攀岩领域，日本有平山(Yuji Hirayama)，小山田（Dai Koyamada），韩国有高美顺，这个前韩国及亚洲冠军，现在竟然已经完成六座8000米高峰，包括在2008年登顶K2。高美顺，其实许多中国攀登者尤其是攀岩者并不陌生，她前些年到中国参加比赛、去双桥沟攀冰等，谁会惊奇身边看起来的普通攀岩女孩渐渐成为8000米的女子强人？2007年，韩国Sim Kwang Sik、Kang Yongsun以及Joo MinSu在从西壁线路登顶巴基斯坦Mount Garmush峰（6244米）。

    而日本历史和现实中存在许多阿式攀登者，象植村直己、山野井泰史（平山攀岩的入门老师）、竹内弘高、山田升等等。而2006年登顶K2的23岁小松由佳(Yuka Komatsu)，也曾在中国攀过四姑娘三峰等雪山，被中国攀登者认为体力、速度、技术和经验非常平常等等，但谁能想到她就登顶K2？2007年3月，日本人Masatoshi在阿拉斯加SOLO冬季首登完成福拉克山的东南山脊。文隆村、贵介佐藤等还完成麦金利山的一条高难线路等。这些号称日本的阿尔卑斯新生一代。

    竞技线路攀岩与抱石，传统攀，攀冰，大岩壁，混合攀登，阿尔卑斯式，技术攀登，滑雪登山……那么个人商业登山就不足挂齿了？嘲笑个体攀登方式不过是一种浅薄的态度。但推崇和敬重更具探险精神、更富技术味道的攀登，确切更是值得传播的风气。

    而中国优秀的攀登者？孙斌，马一骅（加拿大了），彭小龙，阿成（可是很少爬传统），王二……？姑且不论所谓民族主义的虚荣之心，但如果中国攀登强人多了，中国攀登氛围也就会浓起来，对于我等个人也是好事。

    那么，中国和日韩差距在哪里？什么究竟是中国攀登的发展现状？攀岩运动（运动攀、传统攀等，包括器械攀登、大岩壁），登山领域，中国又落后但也在发展中，其现状背后到底受什么制约？看到这些制约点，中国攀登社会有无可能自醒而改变、革新或发展更好更快些，有一个越来越好的未来？

    一个事件或单个原因可能影响甚至扭转历史发展，但没有一个因素能完全决定现实。影响攀登的发展，一般无非是以下这些因素：

    攀登历史：为政治机器、国家而登山，各国都曾有过，西方诸国在1920-1960年代都也有类似的竞争。政治登山带起了中国攀登的历史，而真正使攀登开始在民间传播，是在1990年代了。日本攀登从1950年代就开始让人眼睛一亮，到1980年代达到一个颠峰。虽然不少人认为日本攀登者个人能力一般，更多以团队、喜马拉雅式攀登见长，但不得不承认他们也常常有植村直己、山野井泰史等世界级的攀登者，有大岩壁、阿尔卑斯式、K2等相当有内容的创举。在现代登山期，日本从1970年已频繁到海外攀登，并受到世界上高山登山队伍商业化的影响，类似“旅行”的登山队伍也出现在日本。

    而韩国攀登的腾飞，也其实就是这20年来的事情，他们几乎是一走上自由攀登之路，就开起了攀登的快车。而韩国在1980年之前，经济尚未起飞甚至不如朝鲜，更也不存在以国家名义编制的国家登山队之类。在1980年代末期，随着其民主转型成功和经济发展，其攀登自由地在民间孕育、发展和传播，所以，攀登历史比中国还短浅的韩国现象，说明一个事实，历史影响了我们，但不能决定我们。哈萨克和中国有点相似，在前苏联解体前，他们的攀登是其国家体育的一个“国营体育工业体系产品”，哈萨克今天的攀登先锋依旧是一种精英式攀登，有好手、但群众基础也一般，是举国体育下的少数老辈人保留和接续的风气。



    社会观念：中国传统文化里有相当多的登高习俗，但更偏重于休闲、健身，不强调“野蛮”精神与好勇之心。日本、韩国也类似，不过在普及度及文化观念上，更有包容度些，日本每年死于登山的人数高达200多人，其中因低中高雪山技术攀登的起码有50人之多。攀登是一件有风险的事，在中国，更多社会观念会因此“因噎废食”，如深圳的海边低山七娘山，发生多次群众登山迷路事件甚至有死亡，这样就影响当地政府的安全生产考核，由于每次公安甚至武警出动大量人力去寻找与救援，于是政府干脆禁止攀登，而更引发一些攀登者私自上山，形成不良的循环。

    在家庭与学校，日本人认为孩子如果跟老师出去野营、运动等，因客观原因甚至技术原因遇难，家长不会归罪于老师和学校，把它更看作一个自然事件。而中国，绝大多数学校基本不敢组织有一定风险、体力要求的攀登活动，更毋庸说老师带孩子旅游结果有人出事等等。因此，初看似乎东亚三国都有儒家的氛围，但在内质上，各国的风气却差别甚大，日韩的观念中更多了一些尚勇与包容。

    当然在中国，山区里的孩子生活艰苦，意志坚强，但家庭往往经济发展不平衡，其个人和家庭目标更在于走出农村和大山、进入城市，而非攀登，他们事实上在主流城市文化的影子里，他们不可能买冲锋衣、主绳、快挂等等，也不可能写文字拍照片和视频来传播，他们被社会摒置在边缘。

    社会文化是一个很泛的概念，在轮廓上，能依稀看见，攀登者在日韩受到更多是理解而非“这人有病”“吃饱撑的”的眼光，当然中国也在发展与视界开放。总之，社会文化与观念，影响着攀登参与人群的数目，有了人、有了一定普及度，才能谈及市场与商业、水平、攀登体系等等。



   参与人群：攀登是个人爱好，攀登者数目多了就有了商品流通有了市场体系，而市场与人群就互动。如果是过去“组织”上安排工作去攀登，即使攀登者自身也热爱登山，那这样的登山也并非自由个人式的登山。在中国，目前后一种情况也已比较少见了。这一点，中日韩及哈萨克基本比较象，人群基础还是民间爱好者，如果成绩突出，也有通过攀登来谋生或以攀登养攀登的，比如品牌赞助、广告代言等等，走上类似西方攀登高手的生活模式，当然，这种人是金子塔尖人群，数目很少。大多还是普通的人群，如工程师、医生等各类社会角色。当然，在中国，还多了一种国家经费支持下的登山体育机关人群……此外，相对国家人口，把攀登当成一种运动方式、兴趣的人群，日韩就比中国要普及的多。如果计算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攀登运动，就拿今天的中国攀登来说，如运动攀岩全中国经常参与（基本一个月能保证2、3次，或一年有10天/次以上的）的，粗估不超越3000人，传统攀岩的不超过50人，大岩壁攀登的不超过20人。雪山攀登参与者人次，一年估计最多在1200人次以内，技术型登山不超过100人次，阿尔卑斯式技术攀登不超过10人次。但日本、韩国的数据，应该比中国的数据好的多，而且其人口基数也比中国小的多。所以，相对攀登浓度也大的多，这样的内在质量，每年出若干很有创意的攀登成绩，并不稀奇。

    1971年的植村植已及1975年田部井淳子攀登珠峰成功，可谓现代日本攀登运动的一个分水岭。日本国内登山运动人口，也开始连动增加了起来，登山运动也开始多样化与商业化。在这个时期，穿越、低山、高山徒步、攀岩、溯溪等多元化形式也渐渐产出。这时期登山人口的增长，另一个主要推手是始于深田久弥于杂志上连载的“百名山”。而商业化的登山队伍也因应着大量的登山人口而产生。



    知识、信息与个人学识：这是登山领域的一个节点。包括网络、电视、报纸、书刊等在内的知识及信息传播体系。中国攀登者很多都是网络型攀登者。而网络也给普通人打开了攀登信息及交流的窗口。日本、韩国这些年都有不错的资料、娱乐型的攀登书籍及影象题材，如中村宝的攀登资源书籍，如韩国的攀登探险电影，知识及信息是人群互动及攀登传播的重要手段。

中国的攀登，很多依赖于网络，但同时也受制于网络。网络提供的便利的平台，但也给很多人造就了被动、不尊重知识产权的习惯，所以，这些年以来，中国攀登资源依然限制在阳朔、白河、玉珠峰、半脊等能数出来的地点，就是连一本《阳朔攀岩指南》，也是来自国外的Paul Collis所写。在国际攀登网站信息栏目里，有关中国的信息并不完全。西方高手来中国也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情，这也限制了中国攀登者和西方开放交流的条件。这一方面，中国的确在进步，但还谈不上发达。



   吃苦、精神及技术训练：个人登山，须得有个人意志心理的准备与投入，不管是参加商业登山否，登山对体力和意志都是比常规运动要求高的多，心理上对山野随机性导致的伤害甚至死亡要有意识。个体攀登者，拿中日韩的攀登者比较似乎难有可比性。不过，攀登风格中，东亚人的团队、合作、集体主义的传统，三者都是相似的。而日本韩国的各登山协会、社团等，及浓厚的攀登氛围，相对对个体攀登者提供了更好的信息及知识源，提供了更多选择更可能的技术训练。中国这几年也有国家登协及地方协会，开办一些攀登训练班，这也是比较积极的事件。而西藏登协等所举办的商业登山大会形式，也是对雪山攀登的一种训练与普及。但从总体比较，在日韩，一个攀登爱好者更有机会去学习和训练，他更容易找到组织、找到伙伴、更早更快的走上自由攀登之路。



   个体经济支持：在中国，攀登者的平均收入比日本韩国要低，虽然在中国的攀登活动费用也相对略低，但更多时对于攀登者，也是一个算不上昂贵但也不容忽视的开支与负担。但登山在现今的经济环境下绝对非“贵族运动”、“有钱人的运动”，登雪山在理论上人人皆有可能。于一个人普通人来说，攀登雪山不是钱的问题——如果去四姑娘山的大峰、二峰，比跟团去九寨沟甚至来的便宜。钱不是能左右一切的，登山的最大门槛在于心理认识观念。而日韩许多顶尖攀登者的生活也是相当不易的。经济支持对于中国攀登者有影响，但并非主要因素。

    深圳的8000米高峰登顶者、珠峰登顶者基本都是个体行为，参加了奥索卡学校、藏登协组织的商业登山。但技术攀登者寥寥。这或与深圳平均收入比较高、压力大时间紧等因素有关。日本、韩国走过一段类似的阶段，就是以高海拔取胜、登顶为唯一目的，但这些年来，日本攀登中的技术“玩家”型人越来多，因此出传统攀登、阿式攀登的概率则大的多。

     攀登中的收益及攀登市场体系：攀登及户外运动人群扩张，有商业品牌、市场，攀登者就会有更多可能通过攀登来维持生活。其实在西方发达地区，通过攀登来维持攀登的人，也屈指可数。

    毕竟攀登运动只是一个亚文化（在中国尚是所谓亚文化的萌芽期），只有极少数优秀者通过优异成绩、吸引人的形象能获得赞助，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开办攀登商业公司、装备企业。市场体系发达了，不一定就有阿尔卑斯好手产生，但提供了更大的可能：因为市场体系发达至少意味着参与者多、市场体系更可能支持高水平者的产生。

    韩国攀冰新科女状元申允善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，“怎样做才能用攀岩这项体育竞技维持生计？”“成为世界第一就可以”。“那我就要成为世界第一”。申允善还算成功地以攀登来维持生活。

    韩国吴熙俊一年登顶5座8000米以上山峰，但生活费和训练费全部自己解决。 作为“朴英硕团队”的一员，他的生存状态其实也是诸多日韩攀登者的写照。



    国家训练与编制：中国竞技体育是举国体制，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养活着全国体育院校、体工大队及各级国家和地方的专业运动员，包括体育体系的行政人员，直接人数高达300多万人。且不用说体彩公司这样的体育部门的三产公司或经济团体。象现在的中国式奥运体育、前苏联式的体育体制，用政府财政、纳税人的货币，来支撑一个国家编制及训练的队伍，获得竞技攀登的好成绩比如速度攀岩，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当然可以出成绩。但到传统攀岩、大岩壁、技术登山这些领域，国家训练因为没有舆论、社会、国家荣誉的驱动，所以这个体制不可能为此召集运动员来集训，这也无法比赛，所以，这样灵验的国家地方集训的形式在攀登运动前失效了。技术速度攀岩、竞技攀岩培养出一些好手，但大多人最终和举重运动员一般，一旦退役或不依靠这个来生存，他基本就彻底远离这个运动，这种集中养育、训练的方式，伤害着每个年轻人的自由之心，他往往不再热爱攀登甚至憎恶这个运动。



    登山协会等结构：日韩的登山协会是地道的民间组织，不具备官方色彩，类似于美国、新西兰的攀登俱乐部。它更多是一种技术引导体系、知识与信息传播机构、爱好者的活动沙龙，它有权利但并不具备权力，它有“理”的功能但不具备“管”的权限。所以，这种结构表面上给予人群一种尊重：攀登协会以志愿者的形式在山野进行道路修缮、保护点开辟、信息资料共享，攀登者之间是朋友与搭档的关系，而不是领导与群众的关系，每个人都是一个志愿者……因此，日本的阿尔卑斯山、韩国山地，攀岩线路、警示牌、标记等都是攀登者自发完成，一些荒僻地方，攀登者也是自主地保护攀登环境。中国登山协会的体制（类似国家竞技运动的编排，通过国家拨款以及体制垄断，来占用了很多攀登资源、资金和社会资源）已渐渐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了，要么它将继续失职于中国攀登的促进，要么就需要革新。（这不排除体制内有很多优秀的攀登者，优秀的管理者。但这体制限制了所有人们的积极性、创造性的发挥）。

    西藏登山学校校长尼玛次仁的话还算比较实在：“我们的任务一个是考察和开发一些山峰，另外一个主业就是搞培训、打基础，为全国的登山爱好者服务，引导他们，我们会很好的引导他们培育这个市场。”



   攀登资源：中国攀登资源非常丰富，在世界各国都可排前列。日本韩国面积小，高海拔雪山资源（4000米以上）都没有，大岩壁资源也少的可怜，但这不影响日韩常有trango Tower攀登的新闻。日韩在其本国对攀登资源的保护、开发、维护等形成相对良好的机制，攀登者在中低海拔能有充分的机会，进行训练攀登实践，如北阿尔卑斯山区的枪岳地区。日本攀登发展趋前，如登山潮所带来的环境污染，日本登山界在1971年已开始反思这类话题，尾濑自动车道及大雪山纵贯道路的计划被要求中止。 1972年，“把垃圾带回家”运动兴起。1979年，富士山开始进行大规模环境保护运动，山岳环境保护运动开始兴盛，为登山观念注入新的理念。韩国济州汉拿山，其海拔、山石资源不如中国很多山地，但韩国攀登者在此开发的登山攀岩训练条件与方式，却相当丰富。

    而中国，登山有关官方部门难以对山野资源作充分的保护和维护，甚至很多硬性条款打压攀登者的积极性。甚至，许多地方群众、农民、旅游企业，以攀登资源作为摇钱树，种种不合理的开发和收费，也是在急功近利地毁坏、异变着攀登资源，比如阳朔白山、比如深圳鹿嘴山庄等等。



     学生社团等：日本某大学登山队，到中国完成首攀。这些年来，横断山区许多山峰都是这样的记录。中国这些年的大学攀登社团也有了更多的扩展，但相对比例对比日韩不只是一个数量级的差距。

      装备：目前大多户外品牌在中国都开设了工厂，攀登器材类，中国攀登者的个人略比西方发达地区的攀登者要寒酸些，但这不至于致命地影响攀登。只要经济基础好，在中国乃至出国购买攀登装备与器材，中外基本无什么差别。

个体，人群（及数目），攀登组织，社会，文化与观念，攀登山地资源，经济与市场，训练与实践……犹如项目管理中的要素般，这些因素综合交错、互为作用，造就了一个中国攀登生态环境，这一环境是好是坏？

    好的环境下，不一定就有好的优秀者，但给好的攀登者的诞生提供了更大可能。这个环境，也可以表述为机制，包括体制、文化、社会氛围、市场等等。好的环境，需要人人的参与和主动建设，哪怕是一点点的小细节。

    中国攀登，无论是什么样的现实，都在时代的混沌潮流下向前发展。没有一个人能代表它、也没有一个团体和个人能给它以革命性的推力，即使登山协会也只能是一个引导与调整的推手【甚至，它们往往在推手、引导的功能上失职......】。但这推手的作用却是至关重要的。



    宏观世事，唯有那些亮点与细节，给人心理上一些鼓励：西藏登山学校、北京白河攀登者、前往郭亮的传统攀登爱好者、技术攀登的尝试与实践者、运动攀登的爱好者们，每个人都是一个主动力，是中国攀登时代的希望。